清代大台北的新庄，为福建汀州客家人为主的汉人开垦之街庄，在清代雍乾之际，为今日大台北盆地区的一大河港，市容繁盛，当时新庄汀州客家人胡焯猷亦捐地筹建“明志书院”以宏儒教，学界早已多有论述。但也在乾嘉道之际，因新庄河港淤积，使泉州系闽南人为主的艋舺，渐取代了新庄在大台北盆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加上嘉道时期本盆地内的闽客械斗与数次兵祸，迫使客家人逐渐退出大台北盆地区，使客家人成为本盆地内弱势族群，至今仍然。本文尝试用历史地理角度，观察清代淡水河系河道与新庄河港之淤积问题，与当时新庄经济力量何以衰弱，以及本盆地区内客、闽势力消长之关系。
新北市新庄区的位置（谷歌地图）
清代时期，在今大台北地区的新庄街，原系福建汀州客家人为主的汉人开垦之街庄，并于清代康熙末到雍、乾之际，渐成为今日大台北盆地区的一大河港，居水陆交通要冲，使当时新庄街市容繁盛。清廷官方也于乾隆15年(1750)将原本驻今八里区的“八里坌巡检”移驻至此，并改称“新庄巡检”，是为当时治理今大台北地区级别最高之官衙。到乾隆54年，清廷又增设“新庄县丞”分管今日大台北地区。且当时新庄一带有汀州客家人胡焯猷(？～1765至1775左右卒)等人，亦于乾隆28-29年间筹设建立“明志书院”以弘扬当地儒教，后又有新庄一带漳州人郭宗嘏(1723～1776)继续捐献赞助。该书院遗址至今犹存，成为今日新北市新庄、泰山一带有名古迹。以上这些史迹，学界早多论述，亦可见新庄街在清代雍、乾之际，在今大台北地区的区域政、经中心市镇地位。但传统说法也认为，因新庄街河港也在乾、嘉、道之际逐渐淤积，使以泉州系闽南人为主的艋舺街(今台北市万华区)，因同样有河港之便等交通发达历史因素，渐取代了新庄街在“大台北盆地内平原”的区域经济中心城镇地位。故日后台湾民间俗谚曰“一府、二鹿、三艋舺”，即台湾民间认为清代南台湾以府城台南最为热闹；中台湾区域经济中心则是鹿港；北台湾区域经济中心则是艋舺（今台北市万华区）而非新庄。加上清代嘉、道时期大台北盆地区内的闽客、漳泉械斗与林爽文(1756～1788)、蔡牵(1761～1809)等数次兵乱，也迫使新庄一带客家人逐渐退出大台北盆地区内，使客家人成为本盆地内的弱势族群，至今仍然。本文尝试用历史地理角度，初步观察清代淡水河系河道与新庄河港之淤积问题，与当时新庄经济力量何以衰弱，以及本盆地区内闽客势力消长之关系。目前研究清代新庄历史论者，以尹章义、黄子尧、吴学明、陈宗仁、李进亿…等诸研究成果为其中要者之一。尹氏概是光复后较早投入新庄一带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具光复后奠基研究新庄历史之功。又按陈氏著作中，则有修正其师尹章义原先之看法，尹氏原本认为在清乾隆6年刘良璧《台湾府志》(学界通称《刘志》)有载“兴仔武朥湾庄”、“兴直庄”，而20年后余文仪《台湾府志》(学界通称《余志》)已改载为“新庄街”、“武朥湾庄”，所以尹氏认为“新庄”一名是相对于“旧庄”(兴直庄)而来，“新庄”是在前述这约20年间汉人新垦成的街庄之新地名；但陈氏认为“兴直”、“新庄”这些名称，都是指同一地点的音转字变之异称，最早名称为“兴直”，后又写为音近的“新直街”(见载于新庄广福宫之古碑)，最后又改写为“新庄”而用至今日。“街”比“庄”热闹，“新直街”一名之出现，代表了原先的“兴直庄”，在乾隆早期已经因大汉溪渡船热闹而“因河港成街”之重要历史意义。然关于以上地名演变，陈氏看法是写成：不论就客家语音或闽南语音，新、兴二字读法甚为接近，因此“新直街”一词的出现似乎可以解释成后起的“新庄街”一语，系承袭“新直街”，而新直街又渊源自“兴直”一语。只有“兴仔武朥湾庄”的“兴仔”，不但有新的意思，声音也类似，何况当时人经常“新”、“兴”混用不分呢！兴仔武朥湾庄就是“新的武朥湾庄”。所以新庄的地名由来，是由以往已消失的“凯达格兰语”地名“兴仔武朥湾庄”，渐渐变成“兴直庄”，再演变成“新直庄”，最后因当地逐渐热闹“由庄改街”，而在古碑史料上会写成“新直街”，日后又再改写成“新庄街”，所以今称为新庄。三、 “康熙台北湖”地形变化与新庄街繁衰：探寻“另一河道”
清代台湾时期刚开始时，大台北盆地区内跟今日一样并没有“台北湖”，但在康熙33年(1694)台湾发生大地震，遂在大台北盆地区内形成所谓“康熙台北湖”或又称“台北大湖”，其湖面辽阔，原本停在北台湾海岸的淡水港与八里坌的海船，甚至可开进台北湖停泊，主要系因康熙台北湖较没有海港的海浪冲击问题，且可避风雨，所以当时康熙台北湖又称“淡水内港”。尹章义、陈宗仁皆曾详细说明了康熙台北湖形成后，新庄街也因具水路上淡水内港航行之便，又兼具从今日桃竹苗地区往新庄的陆路打通后交通冲要之利，所以新庄街河港成了“淡水内港”中最具水、陆交冲要处优势，以及新庄平原本身也成为汉人“水田化”后农业粮产丰富之腹地，这皆是新庄街可在康熙末到雍、乾之际，能快速发展成今大台北地区新兴区域中心城镇原因。所以尹氏认为，原本在八里坌的八里坌巡检，也在乾隆15年(1750)前后搬到新庄街这个新兴街镇，新庄港(淡水内港)与淡水港两者，当时都被当成“广义的淡水港”范畴，也成为清代官方准定的三个台湾往大陆的“正港”之一(另两个是打狗、东港)。可是当时的艋舺似乎也具有这些交通条件，但为何在雍、乾之际时，还是新庄先胜出呢？又是否是新庄原有交通条件有部分在后来消失了，才造成艋舺取而代之？尹章义说：“台北大湖的淤积，对新庄商业的没落影响最大。”此说是正确，且尹氏也细说了新庄所在的台北湖“从台北湖淤积到剩‘大汉溪—淡水河’”历史过程，使新庄河港失去优势港口功能，并总结其主因在：一、大汉溪每年当有2千万立方公尺以上的上流泥沙涌向台北湖到造成湖水淤积；二、形成“大汉溪—淡水河”河道后，这些泥沙亦会出现新的河中沙洲，而这些沙洲往往游移不定致使无法维持稳定河道造成航行不便。又台湾日据时期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也说：来自上游土沙的堆积，亦促成河底淤浅，例如今之淡水溪南岸和尚洲地方(芝兰二堡)，原属该河沙洲，因芦苇丛生而称芦洲，存有河上洲之名……至是内港舟楫之便，亦致渐减。观诸尹、伊能二说，笔者亦认为台北湖淤积致使新庄港机能逐渐丧失，确实是新庄街作为大台北盆地区内区域中心城镇，会逐渐在嘉、道后，被艋舺取代之一主因。事实上“和尚洲”(伊能称“河上洲”，但史料多称和尚洲，故本文从史料)，本也属康熙台北湖底之一部，概也是在乾、嘉之际逐渐从湖中淤积的新沙洲。不过尹说中的“每年当有2千万立方公尺以上的上流泥沙”的流沙量数字说法，是否在雍、乾时期能完全成立？当雍、乾时，大汉溪中上游如三角涌(今新北市三峡区)、大嵙崁(今桃园市大溪区)一带，尚未被汉人完全开发，当时大汉溪中上游的山地原住民泰雅族分布范围，定比日据后到今日还广，当清雍、乾时“取之山林、尊重生态”的台湾山地原住民泰雅族狩猎社会文明，远比刚移民来台的客、闽等各籍汉人精耕农业文明还来得“环保”，所以雍、乾时大汉溪中上游原始植被丛林，亦当比清晚期、日据时还来得广袤。故雍、乾时期大汉溪中上游水土保持能力，也会比清晚期汉人已拓殖三角涌、大嵙崁一带，乃至到日据甚至今日来得佳。如此，当雍、乾之际，果真有尹氏说之“2千万立方公尺以上”泥土量，会从大汉溪中上游冲击下游，甚可怀疑其颇有“以今论古”之色。相对地，伊能氏说法较为保守，只说大汉溪上游确实会有泥沙往下淤积，造成“内港”河底淤浅，但没说究竟有多少泥沙量。今日也不可能有纪录约三百年前雍、乾时代大汉溪中上游冲刷而下之泥土量史料，加之当时北台湾尚处于汉人刚来“开发”状态，相关汉字史料也不可能如当时南台湾多。吾人概只能从现有较稀少史料，包含当时的古舆图史料，就合理范围内推估“从台北湖淤积到‘大汉溪—淡水河’”历史过程中，对新庄街河港有何影响。李进亿在其硕论《芦洲：一个长期环境史的探讨(1731-2001)》中即以类似此法，对新庄北临的新北市芦洲区，做过一“环境史”研究，虽李氏文主要焦点是在探讨和尚洲一带之形成与日后的台北县芦洲市(今新北市芦洲区)之“环境史”，然因和尚洲地邻新庄，亦可做探研新庄平原与新庄街兴衰之重要参考。尔后李氏又在博士论文《水利秩序之形成与挑战：以后村圳灌溉区为中心之考察(1763-1945)》中，曾对灌溉新庄平原的水利系统“后村圳系统做一历史考察，其研究亦承尹、陈等人脉络下，兼谈清代各籍贯汉人势力在新庄平原的开发与竞合，此亦对本文有所帮助。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与渠等都有征引的古舆图史料，本文试着提出并初步观察以下几个问题：一、 由前人研究成果可知，清代台湾多台风水患，与大汉溪进入大台北盆地区内遇到地势平缓后的河砂沉积等自然地理因素，皆对清代新庄平原与盆地西侧淡水河水系，造成数次大小不一之影响。譬如大汉溪河道改道、河道淤积，和尚洲、社子岛等沙洲陆续出现，与导致新庄街河港地位的衰弱…等问题。二、 从康熙台北湖出现，到雍、乾之际出现了“和尚洲”，好几张古舆图史料，都是显示当时淡水河上的“和尚洲”左、右两侧有“两条河道”，而非只有今天的“一条河道”，但前人研究成果似乎对此点少有论述。三、 当时和尚洲周围淡水河原有两条河道，直在清同治年间绘的〈同治初年淡水厅图〉还可见之，但在“淡新分县”后于光绪5年所制〈淡水县舆图〉已不见此河道，图中的淡水河只剩一条河道。不过因中国古舆图性质，本非“西方科学式测量地图”，似不能因此完全论定“和尚洲”周围“两河道淤积为一河道”的历史过程，一定是迟在同治年间才形成。但到了日据初期，日人用西方科学式测量法所制的《台湾堡图》中，已确实不见该条河道(以下称之“另一河道”)；仅剩另一条“约”等于今日“大汉溪—淡水河”之今河道。四、 消失的那条“另一河道”，其地理位置究竟约等于今日何处？以目前残存史料似难完全还原历史地理详细状况。然尹章义认为新庄街河港曾位于“台北大湖的凹岸，使新庄成为良港”一语，倒可提供一丝重要线索。因为新庄街所在大汉溪曲流凹岸附近，大致都在大汉溪向西北转弯处而受河川侵蚀切割作用，这一带受河川转弯侵蚀切割力颇大，日人富田芳郎甚至认为最早期的新庄街，已经为大汉溪所切割而消失于河道中，连尹氏也认“姑且相信他的臆测”。可是，这种河川转弯的侵蚀切割力，其实也最可能是当年康熙台北湖开始浮现和尚洲时，“另一河道”的流入口，虽其具体位置今日已未能详考，但可能是在雍、乾时期新庄街东侧，郭宗嘏所垦七崁仔庄以东到头重、二重埔一带；其流出口，可能在今芦洲西侧亦即当年和尚洲西侧的洲子尾一带再流入淡水河。而后来的洲仔尾沟，很可能即“另一河道”之后半段在日后逐渐淤积，河道变窄后形成的圳沟。五、 至于为何判定“另一河道”入河口在七崁仔到头重、二重埔一带？因为此处尚是大汉溪曲流的凹岸，河川切力大、流速高，在和尚洲刚形成“载浮载沉”之际，这里的河川切力与流速仍最可能保持“另一河道”的入水量。六、 “另一河道”其后段大概可推估约是后来的洲仔尾沟，但其中途段又经过哪些详细位置，今日亦难完全考证，但大致应该在今“芦洲区与三重区之大部分”与今“五股区、新庄区”两大区块之间。又依李进亿博士论文中所绘〈研究区等高线图〉，这两大区块中间有一大片海拔约等于或低于1米的广阔平地，且此处在约30年以前还是个大埤塘，近20多年来才因大台北都市发展工商土地需求，陆续被填为陆地。这个海拔约等于或低于1米的广阔平地，最可能是当年“另一河道”曾流过之处。七、 又由前述李进亿博论之该图，也显示本文前面推估“另一河道”的“入河口”，系沿着大汉溪西侧之河岸地，其海拔竟高约在6米上下，然而“另一河道”当康、雍之际时的入口处海拔势必略低些，该与当时新庄街东侧的大汉溪段水位同高，才可能让“另一河道”有河水位能流动力。可是后来“另一河道”淤塞后，这个曾位于大汉溪西岸的“另一河道”入河口地形，很可能也被后来大汉溪侵蚀消失，所以今日所测这一带大汉溪西岸，才会皆高约6米左右。而这个“另一河道”的西岸线，大约即康熙台北湖最早的“西岸线”。以上详问历史上“大汉溪—淡水河”中和尚洲旁“另一河道”曾经存在的地理位置用意，在论述本文很重要的一点假设，即康熙台北湖形成后的康、雍到乾隆初之际，从八里坌与淡水的船只，要进入兼具水、陆交通便利且商机逐渐形成的新庄街，远比航行今日“大汉溪—淡水河”河道方便，因为它可航行康熙台北湖的西侧，就可直接驶入新庄街河港，相较于还须绕到艋舺外的今“大汉溪—淡水河”河道，“另一河道”路程短，航行也相对省时。即令后来和尚洲逐渐浮出水面，依据诸古舆图史料，“另一水道”仍存在，其很可能也曾在乾隆初期可提供淡水港船只直接航行到新庄街河港，不须远绕道至艋舺那边今河道。不过，可能也在乾隆前半叶左右，这条“另一河道”或许正在逐渐淤浅到“大船不能航行，只能通行吃水浅的小船”之境，或甚至也可能在雍、乾之际的几次台风水灾造成水道变迁后，约位于七崁仔以东到头重、二重埔一带的“另一河道”入水口，已逐渐被大汉溪泥沙淤塞，“另一河道”可能成为「死水」或河道缩减为小沟渠，而不再具有航行功能。如此从淡水开进新庄港的船，就必须绕道走约同于今“大汉溪—淡水河段”，即需绕经艋舺外头的河道再入新庄港，所以新庄港在乾隆前半叶左右的“当时河道地理位置”造成“船只航行便利”这点上，似乎已呈现“吃了点亏”状态。但另方面来说，从康熙末到乾隆初几十年间，新庄街已逐渐成为大台北盆地区内的政治与经济兼具的区域中心城镇机能，加上新庄巡检亦驻扎在此，这些机能仍能让新庄街在乾隆时期居兴盛期，船只也愿意选择停泊在新庄港以“水、陆转运”，不必然需选择停泊艋舺港。然后到嘉、道时期，艋舺港逐渐取代新庄街原来的区域经济中心城镇地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另一河道”已越来越淤浅，甚至其中某些段可能已成陆地，造成从淡水港航行到新庄港越来越不便。加之，当艋舺的区域市场转运机能也逐渐出现，诸如大台北东侧山区面积较广的原始森林木材，乃至1860年“开港”后“大发国际利市”的樟脑、茶也大多位于大台北东侧山区，这些物资生产后，艋舺港地理位置的转运功能，就远比更西侧的新庄港还来得佳，新庄街便逐渐进入经济衰退期。而原先在新庄平原一带的客家人，在经济实力上也逐渐无法与和尚洲、艋舺、海山之泉州人竞争，尤其艋舺街经济实力的崛起，在嘉、道时期新庄平原数次客闽械斗时，新庄平原客家人更加无竞争胜算，客、闽实力也因之消长。刘厝圳又名万安圳，因为是五股加里珍客家的刘家所开凿，故又称刘厝圳；张厝圳又名永安圳，因为树林海山一带原籍闽南泉州的“张士箱家族”所开凿，故又称张厝圳。两圳皆为清乾隆中叶修筑，以灌溉新庄平原之人工圳沟，后到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整合为“后村圳”灌溉系统。但在清代乾隆中叶的乾隆26年(1761)时，想要开凿刘厝圳的五股加里珍刘家，就与树林海山张家，双方争控用水权、土地权，并缠讼4年，而刘家亦终于在乾隆28年凿成刘厝圳；张家也不惶多让，在两年后的乾隆30年开凿并在乾隆37年完成“张厝圳”。但几乎整个清代台湾时期，新庄平原上还有陆续加入的各方，仍对两条圳水利灌溉权有所争执。期间，五股加里珍刘家，又曾因嘉、道时期新庄平原客家人势力，在数次“新庄平原客闽械斗”渐为闽人势力所逼，而随多数新庄平原客家人般一度淡出这些纷争。此在尹章义、陈宗仁、黄子尧、李进亿等人文中已详论，兹不累叙。不过刘家原是广东饶平客家人，“张士箱家族”原是泉州人，这背后也代表某种清代常见的台湾客闽冲突现象。又可问，为何都在乾隆中叶时，新庄平原会出现这些开凿灌溉水圳的需求？一般说法是乾隆24年刚好有风灾大水，造成当时大汉溪淤积或改道，出现新淤土地，使五股加里珍刘家、树林海山张家一前一后兴起修筑水圳，灌溉更多新土地的念头，也自然引起纷争。又刊刻于清同治10年(1871)的《淡水厅志》亦有载这段风灾事为：“石头溪自乾隆二十四年大水冲压，今为旱溪。”此语出于郑用锡于道光14年(1834)所修《淡水厅志稿‧卷一‧山川志》的“内港共二大溪”条内文之双行夹注。不过此句史料并未详尽论述当时河道全部变化情况，加之也似乎无其他详细的乾隆24年河道变化相关史料，也可能已难透过其他史料完全复原之。但可知乾隆24年确实有一场大水，造成大汉溪河道淤积或改道。此外，李进亿博士论文的《附录一‧历年侵袭台湾北部之台风与暴雨表》中也整理了自康熙36年(1697)到乾隆24年这次大水间，北台湾至少有11次风灾或大水。这些或都可能造成刚形成未久的康熙台北湖，在屡次风灾大水时，被来自大汉溪上流冲刷下的淤泥，逐渐形成和尚洲等河中沙洲，与出现前述和尚洲旁“另一河道”，或前述李氏博论的表中之“前10次台风或大水”，也“可能”造成几次规模较小的河道变动。但至少乾隆24年这次，大汉溪河道变规模甚大。如此在“另一河道”方面，其是否可能在乾隆24年这次风灾大水时一度淤塞，或河道宽度大为减少，造成新的淤积土地出现？答案是有可能的。因为五股加里珍刘家势力想开垦刘厝圳，也是利用这次大水造成河道改变机会开圳垦田，河道的改变除了“大汉溪—淡水河”主河道改变外，“另一河道”也可能有变动。且尹章义曾征引五股加里珍刘家古文书中，也有段史料如下：仝立合约字南港通事章天、万宗，加里珍业户刘世昌等。因昌祖父刘和林，雍正年间明买社番君孝等荒埔一所，坐落土名武朥湾。东至头重埔崁下古屋庄角舄水沟为界，西至兴直庄为界，南至搭流坑溪为界，北至关渡为界。原价、补价银两，载明契内，年贴纳社番饷银参拾两，番租粟伍十石，二次报升共开五十甲零。乾隆二十六年，昌父承缵费用工本，开筑埤圳灌溉。至三十二年，垦成水田，昌叔承传遂首请前分宪段丈明，续报田一百九十一甲，详报升科。因先后互控，蒙前府宪邹恤番，至意驳议，将续报一百九十一甲零归番，原报五十甲零归传……契界尚有河墘新浮沙埔、水窟，自树林头庄背古屋庄角泻水沟至洲仔尾、关渡一片，乃系水冲沙涌之地。及传兄弟用工本开筑堤岸，招佃耕种地瓜、什物，无议贴租。二比又在前宪任内互控，但该处实系水冲沙涌之地，三冬一收，溪埔众番共见，原属传契界内之地。兹章等众番情愿，将树林头庄背古屋庄角泻水沟，至洲尾、关渡一片埔地，归还承传管业，时有时无，不堪丈报……尹氏原书中对此件古文书做了几点新庄开垦史的历史解释，贡献良多。本文则针对“另一河道”问题补述如下：一、 此件古文契的五股加里珍刘家原先在雍正年间承买荒埔地，由四至概可看出，和前述新庄平原上海拔仅1米左右以下平地，大致相同。至于“南至搭流坑溪”的“塔流坑溪”在今新庄区的回龙一带，刘家垦田之南至到达此处，可见开垦范围之大。二、 此古文书主要系用客语语法与用字写成，如“头重埔崁下古屋庄角舄水沟”的“崁下”、“舄水沟”是客语词，甚至“古屋庄”也是，因为闽语会写成“古厝庄”；又“树林头庄背古屋庄”的“庄背”也是客语词，若闽南语会写成“庄后”；又“共开五十甲零”、“一百九十一甲零”…等语中用“零”字表示“零头”，这是客语语法而不像闽南语语法。但是“契界尚有河墘新浮沙埔”中的“河墘”来表示“河边”之意，则类于闽南语法，现在台湾尚存各腔客语较少见之，一般来讲是用客语词汇“河唇”来表示“河边”。这可能是因为五股加里珍刘家，本是广东潮州府饶平县客家，同县靠海处即有广东潮州福佬人(今俗称潮州人、潮汕人)，这可能使饶平腔客语，不免混用潮州闽南语(今俗称潮州话、潮汕话)词汇。三、 刘家很可能趁乾隆24年大水造成其垦地境内的“另一河道”地形改变，多出许多新淤土地后，才动了开凿刘厝圳的念头，且圳凿成后开垦土地甲数，从原先50甲变成190甲，其中新增田地，可能即“另一河道”乃至原先“康熙台北湖”地形改变后多出的新淤土地所垦成。四、 此古文书中写“契界尚有河墘新浮沙埔、水窟，自树林头庄背古屋庄角泻水沟至洲仔尾、关渡一片，乃系水冲沙涌之地”一语的这片“水冲沙涌之地”所出现的“新浮沙埔、水窟”，很可能即是“另一河道”或原先“康熙台北湖”的一部份，似又间接证明“另一河道”曾经流过刘家原承买土地内。五、 此古文书乃乾隆43年所书，但从乾隆26年刘厝圳凿成、32年新田垦成后，这片新垦土地经过了约11年光景，在刘家眼中，这片新田仍是“三冬一收”、“时有时无，不堪丈报”田地，这表示 11年间，这片新田地仍会遇到淹水或难以排水的问题，庄稼产量也有限。似乎也可见在他们心中，这片原先是“湖底”或“另一河道河底”的土地，还可能被另场大水就给冲走了。六、但乾隆24年大水后所出现的新土地，理应不只刘家所说部份，还有树林海山张家想抢垦的部分。而张家所开凿的张厝圳，所流方向也大致平行于本文推估“另一河道”所流之方向，也可能是在抢耕新淤土地才会与刘家缠讼。但本文限于史料爬梳未全，暂不敢完全论断张家是利用原先“另一河道”旧河道凿成张厝圳。因为前已述，在诸古舆图中，“另一河道”还一直被画出，甚至晚到同治年间的古舆图中还可见之。故或许“另一河道”在乾隆24年大水后仍旧存在，可能只是河道宽度越来越淤窄。若如此，张厝圳就不太可能是利用“另一河道”的原河道开凿了。本文主要重点，在推论“康熙台北湖”即令在雍、乾之际，湖底已逐渐淤积出现“和尚洲”，康熙台北湖也一定程度算是消失了，但和尚洲西侧的“另一河道”仍在乾隆初期还有一定的航行便利，让新庄街的河港运输功能维持持续。但也约在乾隆中期，“另一河道”也逐渐发生淤塞，造成往来淡水与新庄港的船只航行不便。其时间点，很可能与乾隆24年(1759)那次大水有关，该次大水除造成“大汉溪—淡水河”主河道一度改道，也很可能造成“另一河道”一度淤塞或是河道缩减，其多出的新淤土地也引发五股加里珍客家人刘家势力，想开凿刘厝圳，开垦新土为新田。但这又会与树林海山泉州人张家势力发生争讼，尔后张家也开张厝圳，欲开垦之地主要可能也锁定在这些新淤之地。不过，虽“另一河道”的船只航行机能衰退，但并没有马上导致新庄商业机能迅速衰弱，因为从康熙末到乾隆初的几十年间，新庄街已形成大台北盆地区内的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城镇机能，加之新庄巡检也移驻在此，这些条件仍能让新庄港在乾隆时期维持在兴盛期，船只也愿意选择停泊在新庄港以“水、陆间转运”，不必然需选择停泊艋舺港。然后到嘉、道时期，“另一河道”已经越来越淤浅，甚至其中某些段可能已成为陆地，造成从淡水港航行到新庄港越来越不便，所以艋舺港逐渐取代新庄街原来的区域经济中心城镇地位。加之，当艋舺的区域市场转运机能也逐渐出现，诸如大台北东侧山区面积较广的原始森林木材，乃至1860年“开港”后“大发国际利市”的樟脑、茶也大多位于大台北东侧山区，这些物资生产后，艋舺港的转运功能就远比更西侧的新庄港还来得佳，新庄街便在嘉、道之际逐渐进入经济衰退期。而原先在新庄平原一带的客家人，在经济实力上也逐渐无法与和尚洲、艋舺、海山一带之泉州人竞争，尤其艋舺街经济实力崛起，在嘉、道时期新庄平原数次客闽械斗，与面临林爽文、蔡牵等数次兵祸，使新庄平原上客家人也因经济实力衰退更无竞争优势，整个大台北盆地区内西半部的客、闽实力，遂为消长。不过清代康、雍到乾隆前半期的新庄平原，有关和尚洲旁“另一河道”的精细位置之文字史料似过少，但就现有文字史料与诸幅古舆图与河川自然原理，以合理角度详细推估“另一河道”最可能是在何处。这条河道的入口处很可能在新庄街东侧到头重二重埔一带，此处仍是大汉溪凹岸，曲流的切力强，能流入“另一河道”的水量理应够大，故在雍、乾之际，“另一河道”仍可维持一定的船只航行力。但此处再往东一些接近三重埔的河流凸岸泥沙较易淤积处，当几场大水造成河道有所改变，这个入水口的入水量就可能受影响而减少，在日后也可能加速了“另一河道”的泥沙淤积量，尤其乾隆24年那场大水，似乎就扮演了这历史事件的重要角色之一。不过，乾隆24年到道光14年(1834)有约75年时间，这场大水事件对1834年的郑用锡而言，也似乎是有点遥远模糊的历史记忆，至少在长期在新竹、苗栗一带的他，可能也搞太不清楚约75年前大台北盆地区内那次大水究竟淤塞了那些河道，郑用锡只能用内文双行夹注方式在其《淡水厅志稿》留下“石头溪自乾隆二十四年大水冲压，今为旱溪。”短短一语。
圖：本文推估「另一河道」最可能位置圖。
作者：张正田，龙岩学院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原文题目为《河道变迁与清代台北新庄街兴衰关系》，刊于《嘉大应用历史学报》（创刊号，2016.11刊，第217-244页），此处有删改。